6、担架上的计谋
1933年下半年，在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指挥下，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1934年10月10日，中央红军被迫从江西省瑞金、会昌、兴国、宁都、福建省汀州等地出发，开始“搬家”式的转移。在当时谁都不知道叫“长征”，谁也不知道要走那么远的路到陕北去。
长征出发时，中央苏区政府主席毛泽东因身患疟疾，一直坐在担架上被抬着走。不过，那时的担架，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，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藤子编织成的网而已。一头有一个用油布做的船篷形的盖，下雨时整个担架则盖上一层油布。据说这还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设计的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前，毛泽东被“左”倾错误领导人剥夺了军权，到第五次反围剿时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。尽管处境艰难，但毛泽东考虑的不是这些，他深深焦虑的是红军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危险处境，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，注视着敌我态势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必须召开会议讨论失败的原因，解决军事领导问题，才能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。
湘江之战，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8万多红军渡过湘江后，只剩下3万多人。对于这种抬着大批辎重物资行进的做法，毛泽东戏称为“叫花子搬家”，刘伯承讥笑是“抬轿子行军”，彭德怀更干脆，说这是“抬棺材送死”。他还说：“照这样打下去，红军就要葬送在他们（指李德、博古）的手里。”“他们把革命当儿戏，这是要把中国革命断送掉！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！”这些肺腑之言，表达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。他们在心底深处一次次呼唤着毛主席，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，要求纠正“左倾”错误，改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强烈，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党和红军难摆脱极为被动的局面。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宿营，吃饭时，有人装饭找不着饭，问饭桶在哪里，毛泽东说饭桶在里面，李德正好在屋里，后来在红军队伍里误传为毛泽东骂李德是饭桶。而惨痛的事实使毛泽东深刻体会到，要想使自己在正确主张被接受，使红军转危为安，就必须尽快做工作，以争取他们的支持。这样，担架上的毛泽东就开始了他拯救红军、拯救中国革命的“计谋”。具有军事指挥权的张闻天、王稼祥成为毛泽东千方百计争取的主要对象。
长征路上，中央苏区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负伤未好同样坐担架行军的军委副主席、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常在一起。他俩原来都是王明“左”倾领导核心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但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善于独立思考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对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错误指挥和毛泽东切合实际的军事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并分别对李德、博古的错误指挥提出一些批评和不同看法，开始从“左”倾错误领导核心中分离出来。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后与博古产生了矛盾，他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，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，而且那古寺只住了他和毛泽东两个人，促成了他俩迅速接近！
对王稼祥，毛泽东也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团结工作。早在1931年赣南会议上王稼祥就指责过毛泽东为“右倾”机会主义，后来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，于是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，他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，长征途中他偏偏又负伤躺上了担架，毛泽东也因病躺上了担架。担架队里的朝夕相处，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！王稼祥有充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，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，日渐成了毛泽东的支持者。
从老山界到黎平的行军路上，毛泽东躺在担架上，一会儿与王稼祥交头，一会儿又与张闻天接耳，一边走，一边谈，有时三人一起议论。每当入夜，烧起了篝火，火光映红了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的脸。他们越谈越兴奋。红军队伍里，称他们为“民间三人团”。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精神非常好，白天则常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。这种作息习惯一直到延安，甚至到北京都未能改变，这是后话。
毛泽东和他们议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为什么不能取胜，议论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。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常常谈出他们对博古、李德的看法，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耐心细致地分析“左”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失误。张、王听到毛泽东的分析，感到很有道理，在不断接触和了解中，他们深深体会到在如此艰苦曲折的关键时刻，毛泽东的路线才是正确的。
当时李德看到了毛泽东在干什么，但他已无由干涉，看到广大官兵向他投去愤懑眼光，他更不能对毛泽东说东道西了。
从湘江边上的沉思，经过老山界的谈论，意见日趋一致，到湖南通道县城之前，“计谋”开始升级，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已经更深入地谈起红军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问题。
毛泽东还是用他的“择弱军打”的战略，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“双枪兵”（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），兵力不多，又没什么堡垒工事，是不经打的“豆腐兵”，红军改变线路，不去湘西，折向贵州让蒋介石口袋阵失灵。
王稼祥也说：“应该这么办，来个避实就虚！”接着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形势的忧虑，认为这样下去不行。并建议应该开个会，把李德轰下台！
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，正合毛泽东的意思。毛泽东认为：“他（李德）根本不了解中国，却到处发号施令，尽干蠢事。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，支持王明路线，我们也许不会丢掉苏区，被迫长征。”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，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，改由毛泽东来领导。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。王稼祥与因脚伤坐在担架上的聂荣臻一同行军，互相交谈，共同认为，事实证明博古、李德等人不行，必须改组领导。王稼祥说，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，聂荣臻说：“我完全赞成，我也有这个想法。”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，周、朱原来就佩服与敬重毛泽东，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。
长征途中，王稼祥对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的支持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是从“左”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，他说话更有说服力。为此，陈毅曾把他比做楚汉相争中的韩信：“在楚则楚兴，在汉则汉兴。”
毛泽东在长征途中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其他红军指战员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，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，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。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们，使人们不仅在革命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，更为可贵的是在革命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，这一切都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湘江战役之时，毛泽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悲愤忧伤，而翻越老山界时，做通了王、张、周工作之后，他心情有所好转。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这是毛泽东在《长征》诗词中的一句，这句诗既是写景也是写情的，特别是写他翻越越城岭，走出西延地区时的心境。
1935年1月，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军事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统治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。担架上的“计谋”终于取得了胜利。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一朝分娩，那么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，经过资源就是重要的孕育时期。这段历史过程，后来被轰下台的李德等人贬称为“担架上的阴谋”。
（肖业礼搜集整理，原载中共资源县委党史办公室编《老山界作证》第24-27页， 2005年8月出版）